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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与中美人才交流合作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为炎黄子孙第一次摘取了世界最高科学桂冠——诺贝尔奖。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成为中国人的骄傲。由于几十年来在科学研究中所做出的革命性贡献，杨振宁被认为是20世纪全球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这位深爱着祖国的科学家在促进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建造中美之间相互了解的桥梁 杨振宁是中美关系松动后捷足先登回国探访的第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 1971年，在获悉美国国务院解除美国公民不可到中国旅行的禁令后，等待已久的杨振宁生怕刚刚打开小缝的大门因国际形势变幻而被重新关上，立即向巴黎中国驻法大使馆申请访华签证。当年夏天，就取道法国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进行一个月的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招待。 首次中国之旅，让这位同时扎根于中美两大文化的科学家强烈地意识到:在长期对峙的中美两个大国试探着相互接近的新形势下，自己有责任充当桥梁，帮助两国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回到美国后，他在美国好几个城市举行演讲,向那些对中国感兴趣而又没有渠道获得真实信息的美国人介绍中国的情形。这些充满感情的讲演很富有吸引力，以至出现了听众爆满的场面。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科学家，因为受他的影响，开始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并愿意同中国亲近。一些美籍华人学者包括李政道、陈省身等在内，纷纷回国探访，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献计献策。杨振宁的这些努力，一定程度上成了早期中美之间发展联系的一种催化剂。 在中美长期隔绝、两国关系尚未解冻期间，杨振宁这样做需要勇气和胆识，同时也需要担当相当大的风险。他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曾因此而为他担心。 因为在华人中的声望和地位，他被推选出任1977年成立的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同年，杨振宁以该协会负责人的身份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刊登“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及其他文章，敦促两国建交。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约建交，杨振宁代表全美华人协会和全美各界华人在欢迎邓小平夫妇宴会上致辞，并高兴地称：“国际关系从今开始了新纪元。我们将继续为建造两大民族间的友谊桥梁尽每个人的责任。” 推动中美人才交流与合作 “我应该帮助建立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从那年（1971年）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到中国去访问。这些访问引导出我与中国好几个大学、研究所和研究员的学术合作，引导出石溪和中国几个大学的学术交流合作。” 1974年，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杨振宁开始了与复旦大学谷超豪等十几位教师长达数年富有成果的合作，推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同复旦签订交流协议。1981年，杨振宁在美国石溪分校设立了CEEC奖金，从美国和香港募集资金，专门支持中国各大学、各研究所人员到石溪做访问学者，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共有80余名中国学者得到此奖金支持成功赴美，其中绝大部分按时回国到原单位服务。这样的交流合作机会对国门初开时期的中国科技界和学者来说，显得极其难得和珍贵。 1983年，杨振宁在香港发起创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在教育经费很不富裕的年代，向香港及海外募集基金，为中山大学开展中外合作交流雪中送炭。基金会从成立到2007年结束的24年中，资助金额累计达2000多万元港币，资助基础研究项目数百个，使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同时还为中山大学建成一座研究大楼。自1986年开始，杨振宁应美籍华裔数学大师陈省身之邀，在南开大学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研究室从组织工作、专家延聘到学术活动、研究方向、具体课题,他都亲自过问,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积极推动我国人才赴美培训学习的过程中，杨振宁显出了一种政治家式的胸襟。他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培养实用型人才：“中国派人出国学习，主要不是跟我这样的人学，因为这对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多大效果。中国要派人去学习国外管理工厂的实际经验以及市场学等，更有效的是派人跟美国做生意的人一块儿工作，吸取他们的经验。”他的这些想法，与当时中央准备选派大批工商企业技术管理人员出国（境）培训的思路不谋而合。 杨振宁晚年最大的举动，是推动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帮助清华引进了姚期智等顶尖人才，为清华在香港、美国分别设立了两个基金会，并成功募集到1500万美元的办学资金。清华园是杨振宁人生的起点，而今他叶落归根，并意味深长地将自己在清华园的居所命名为“归根居”。 理性剖析中美人才培养模式 在中国完成小学、中学、大学、硕士教育而后留学美国、在美国科技教育领域耕耘60年的杨振宁，一生受益于中西方两种教育体制，对两国人才培养模式有着切身的体会，在剖析两者之间的优劣时显得格外理性。 “东方的孩子不需要先有满足感才开始做一件事，他们会学到更多需要耐心才能掌握的东西，与美国同龄人相比，学得更多、懂得更多，训练得更多；在这个方面，东方的教育体制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因为偏向于过分训导学生，学生们比较胆小，在创新方面，常有障碍。” 两相比较，他认为对于大多数学生，中国的教育能够训导他们成才，少走弯路，增加他们的自信心和安全感。而美国的教育重视启发，对年轻人采取放任的态度，对于有特殊天赋的学生，美国的教育能够让他们有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 针对中国学生因为受家长、学校、社会的多重压力，每个人都必须战战兢兢地抓紧时间苦读，没有余暇关心各个方向的发展等状况，杨振宁在不同场合反复提醒，要尽力摆脱片面地死读书的习惯，不要把自己约束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对新的东西、活的东西多一些兴趣，多听不同的课，多参加研讨会，即使听不懂也要坚持下去。 随着国际间交流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注意到西方人才培养模式的优点，对中国以及东方式教育模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杨振宁则始终认为：中西方教育各有千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办得相当成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很大的功劳来自于中国教育的成功。 杨振宁对中国教育的高度肯定，曾遭到急于改革现状的网民的抨击。而他根据自己的教学经历，对比中美学生，坚定地认为中国学生远比美国学生根基扎实，清华本科生平均比哈佛的本科生好。当然他也承认，在尖子生、研究生教育方面，中国大学确实比先进国家落后许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 几十年来，杨振宁不断利用自己的学识和影响力，向中国政府和各界奉献其赤子之心,为推动中美人才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曾因此而先后荣获中国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奖、中国政府“友谊奖”。